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副董事长兼行长杨凯生2日透露，他为本次政协会议带来的提案与从紧的货币政策相关。同时，杨凯生就工商银行突围信贷紧缩压力、海外扩张收购以及美国次债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影响等诸多金融行业热点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受去年开始的信贷紧缩等调控政策影响，市场上普遍猜测商业银行去年盈利会受到影响。杨凯生对此持有两大观点，第一，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体现为紧缩的信贷政策。第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或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肯定会有影响，但是这些政策对不同银行的影响肯定不同。

　　“关键取决于这家银行近年来经营转型、资产调整的结果。”杨凯生说，“就工行而言，其信贷年平均增长率10%左右，拉动了近五年来30%以上的净利润增长。因此，银行不能寄望通过简单的存贷利差收入的增加来提升自身的盈利水平。”

　　杨凯生表示，工行在几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点，早已自觉、主动地在此方面做了些准备和应对。尽管近年来工行中间业务收入增长幅度不断提高，杨凯生认为工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依然与国际先进银行有差距，因此依然要持续努力。

　　自2006年工行上市以来，已经先后完成了对印尼哈林姆银行、澳门诚兴银行、南非标准银行、以及富通银行所持工银亚洲等银行股权的四笔海外收购。在谈及工行海外扩张时，杨凯生说，工行需要到海外拓展业务，这本质上与工行的经营战略完全一致，也在业务、机构布局等多方面对工行有互补作用。“我们没有去海外盲目抄底的打算，会按照自身经营战略来稳扎稳打地进行。”

　　在金融混业经营渐成趋势的背景下，不少商业银行对进军保险、证券业也有所盘算。对此，杨凯生表示，银行如何操作，主要依据监管政策、法规等的规定。综合性经营是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逐步进行。

　　记者问到美国次债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工行的影响等问题时，杨凯生认为，首先，美国次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影响。比如，次债危机可能造成美国经济的减速甚至衰退，这也肯定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复杂的影响。中国银行业由于直接投资美国次债产品造成的损失应该不算大。工行持有的相关产品很少、而且资产拨备充分。如果能够正确认识次债危机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这也不会影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进程。（摘自《上海证券报》）